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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家旅行社经营许可证被吊销


2018年10月16日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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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蝇”啄“虫”,扎实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广西 铁纪护航脱贫攻坚

  “灌阳县黄关镇联德村村委主任周某,在扶贫项目中‘捞油水’。”接到线索,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决定:直查直办!

  仅用4天,案情便水落石出——2014年,周某申报扶贫项目时虚报面积,多得补助1.89万元;2016年8月,侵占道路建设资金3.5万元。最终,周某被开除党籍,违纪所得被追缴。

  向扶贫资金“伸黑手”,严惩不贷!脱贫攻坚中“耍把戏”,绝不姑息!

  近年来,广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紧盯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持续发力、精准监督,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的雷霆之势,拍“蝇”啄“虫”,用铁纪护航脱贫攻坚。

  担当,压实责任——

  一竿子插到底,千斤重担一起挑

  广西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至2017年底仍有246万贫困人口,20个深度贫困县。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大量扶贫资金和项目不断注入贫困村寨。如何确保宝贵的资金每一分都花在该花的地方,帮扶的政策每一项都能落地生根?

  今年1月,北流市纪委监委督查组在清湾镇禾界村走访发现,有贫困户家门口没有张贴“扶贫受益明白卡”。而该工作早在20多天前就已部署。上面“九级风浪”,基层岂能“纹丝不动”?市纪委监委严查快处,驻村第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3人受到相应处分。

  “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使命担当,聚焦群众关切,持续发力扶贫领域专项治理工作,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自治区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坚定表示。

  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开展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行动;2016年7月至2017年12月,开展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2018年,举全区之力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压茬推进,渐次深入。广西纪检监察机关在全国率先集中开展专项治理并持续引向深入,得到中央纪委充分肯定。

  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纵向三级联动,“一竿子插到底”。三级纪检监察机关成立工作专班,严格落实线索排查、直查直办、通报曝光等“六项制度”。

  定期约谈,压实责任。对两个季度内专项治理工作出现异常的贫困县,由市纪委书记对县委书记、纪委书记面对面约谈;对三个季度内连续异常的贫困县,由自治区纪委直接约谈市纪委书记、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谈得面红心跳,真是针针见血。本以为已经很重视了,一谈,才找到了问题、看到了差距,感到了压力、找到了方向。” 今年4月,1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6个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因工作滞后被自治区纪委集中约谈,与会者这样感叹。

  示范引领,以上率下。自治区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参加各市工作例会,下沉基层指导督导。建立领导班子成员联系蹲点脱贫攻坚重点县制度,脚沾泥土察实情、严督实导下真功。

  对33个国定贫困县的专项治理,自治区纪委监委实行工作直管、保障单列、专班专抓、“直通车”制度、专项监督、提级办理、重点联系、单列考核。

  压力一层层传导,责任一级级压实。机关骨干力量向基层一线走,专项治理往深里实里做。

  与此同时,横向则是齐抓共管,“千斤重担一起挑”。

  3月30日,自治区纪委监委召开全区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联席会议,建立自治区本级部门联动协调机制。自治区纪委监委牵头统筹发挥监督作用,扶贫、审计、信访、发改、民政、农林水等23个职能部门横向联动发挥监管作用,形成监督监管全区“一盘棋”。

  监督监管形成合力,让专项治理“瞪大了眼睛、拉长了耳朵”。今年1至6月,全区收到扶贫领域资金项目使用管理中的违纪和腐败问题信访举报3332件,排查问题线索5571件,立案3769件。

  创新,聚焦精准——

  监督手段不断丰富,专项治理更加有效

  一朵“云”,发现一“窝案”。

  2月,合浦县廉州镇马江村村干马某等人,因私分集体资金受到严处。发现线索的,是北海市自主研发的监督执纪问责“大数据+”分析平台。

  该平台打破信息壁垒,整合扶贫、财政、公安、民政、人社、住建、水利、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的信息数据,打造集查询、预警、分析于一体的精准监督“云”,为专项治理插上了科技翅膀。今年上半年,北海市通过这朵“云”,筛查扶贫领域疑点问题2426个,转立案105件。

  与此同时,覆盖全广西的大数据监督平台已启动建设,预计年内完成。

  扶贫资金点多、面广、量大,“蝇贪”手段日趋多样化、隐蔽化……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广西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创新模式、丰富手段,让专项治理更加精准、有效。

  直查直办,震慑示范。

  “对于重大、复杂、特殊的案件,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可以提级查处。”自治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雷永达介绍,对涉及贫困县四套班子成员的违纪典型问题,媒体曝光、网络曝光等影响较大的典型问题,基层纪委监委瞒案不报、压案不查或敷衍塞责的典型问题等“直查直办”。

  3月,百色市开展专项治理线索大排查,群众反映凌云县伶站瑶族乡陶化村原村支书、主任兰星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市纪委监委直查直办,查明2013年兰星荣以帮刷外墙为由向23户贫困户索要危改补助18.1万元。兰星荣望风潜逃,市纪委监委牵头成立追逃组。3月31日,兰星荣在广东省阳江市落网。

  “这种问题,你们管得了吗?”今年春节前,武宣县桐岭镇湾龙村群众向村务监督委员会举报村干部侵占村集体经济收入。“当然管!”村务监督委员会开展初查,并向镇纪委提供线索。2月,镇纪委查处了两名村干部私自出租村集体土地和设施并私分租金问题,村民拍手称快。

  作为村级事务的“高清探头”,来宾全市村务监督委员会仅今年上半年就参与监督村务718项,提供问题线索176条,已转立案14件,成为乡镇纪委的得力助手。

  基层创新,亮点纷呈。

  钦州市依托245个党建工作站创新设置廉洁工作站,打通农村基层党内监督“最后一公里”;贺州市推行“片区联合执纪”新模式,破解乡镇纪委开展纪律审查工作单兵作战的问题;百色将全市12个县(市、区)划分成“中部河谷、北部山区、南部边境”三个办案协作区,统筹力量直查直办……

  敢创新、善创新,专项治理更加精准、更具实效。今年上半年,广西共立案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案件6937件,结案2590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545人,移送司法机关13人。

  惩防,标本兼治——

  写好“后半篇文章”,下功夫“治未病”

  天等县2016年度幸福里安置小区项目没有如期搬迁;去年12月,天等县在全区易地扶贫搬迁综合进度排名中县级倒数第一;广西易地扶贫搬迁项目2017年每月建设进度情况表中,天等县虚报数据……

  工作不力、搞“数字脱贫”等问题,让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大打折扣。崇左市纪委立案审查,严肃追责。天等县一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县委常委、两名负直接责任的单位主要领导受到处分。

  一案双查,一问三责。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多发频发、监督执纪问责不力、工作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去年以来,广西共立案查处扶贫领域责任落实不力等问题1638件,党纪政务处分745人。

  “不尽责,就问责。失责必问成为常态,倒逼各级各部门严格落实责任。”自治区纪委常委、自治区监委委员覃黎魁说。

  广西坚持惩与治同向、同步,让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

  “没有你们的打气鼓劲,我跌这一跤就难爬起来。”6月初,钦州市钦北区扶贫办副主任黎某,紧紧地握住执纪回访教育的市纪委办案人员的手说。

  2017年初,黎某因没认真把关、造成多发扶贫项目贷款贴息资金受到处分。“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市纪委同志经常上门拉家常、做沟通,帮助黎某消除“心病”。黎某和同事们积极投身脱贫攻坚,12个脱贫村顺利通过自治区核验。

  既有铁腕执纪的“力度”,又有过而让改的“稳定”。去年以来,钦州市回访受处分人员657人次,回访率达九成。

  “点名道姓曝光,动真格了!”今年以来,自治区纪委监委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典型案件711批1681起,网友纷纷点赞。

  “通报曝光,用好用活反面活教材,以案明纪、以儆效尤,是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一环。”自治区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陈柳青介绍,全区正深入开展召开一次警示教育大会、举办一次典型案例警示展等“十个一”警示教育,助推专项治理。

  通报贴出来、喇叭响起来、山歌唱起来……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群众难以看到电视报纸、接触互联网的现状,自治区纪委监委明确,典型案件以多种形式通报到乡镇和村屯一级,做到进村到屯、入脑入心。

  铁纪护航脱贫路,誓让穷山换新颜。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17年广西减少贫困人口95万人,1056个贫困村和6个区定贫困县脱贫摘帽,在国家组织的2017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成效考核中,广西继2016年后再度被评为全国8个“综合评价好”的省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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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交通部副部长、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胡希捷。实习记者 梁熙明 摄

  从上世纪80年代投身交通运输事业,到2009年退休;从陕西省交通厅计划处副处长,到交通部副部长、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从全身心投入公路建设,到深度参与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胡希捷作为交通运输改革开放实践的重要参与者,见证了我国交通运输从瓶颈制约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历史性变化。

  “精心谋划、抓住机遇、追赶超越,交通运输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在这个大好时代,我作为一名工程师,将平生所学全部用上,为国家建设出了力,心里还是很高兴的。”73岁的胡希捷精神矍铄,谈起并肩战斗的同事、奋力攻克的难题、总结积累的经验,他仿佛回到40年前,充满了力量。

  首次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修路

  1984年,39岁的胡希捷做了一件当时没人做过的事情。

  西安至三原一级公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修建,并进行国际招标,这在我国交通项目里尚属首次。当时在陕西省交通厅工作的胡希捷,以西三公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办公室主任的身份,组织实施了这个项目。

  “这在当时无先例可循,我们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做国际贷款项目招标,所以必须出台一套规范的工作方案,编写国际招标范本。”胡希捷回忆,在交通部的支持下,陕西省交通厅召集了二三十位相关专家全力编制招标文件,后来成了世界银行公路建设项目招标的范本。

  从1983年签订贷款协议,到1990年建成通车,其间开展了招标、培训等一系列工作。虽然历时较长,但胡希捷认为这一切都很值得,特别是学习到的国际上先进的建设理念和管理经验,更被他视为无价之宝。“世界银行的专家要一户一户询问老百姓是否同意项目建设,有什么要求。可以说,他们有一套完整的建设准备办法和征地赔偿办法,这对我们后来搞工程建设和管理提供了经验。”胡希捷说。

  30年无大修的西三一级公路,证明这次探索是成功的。这条路修好后,西安与陕西北部榆林、铜川、延安等重化工基地的距离大大缩短,西安北部城区从该市最落后地区变成发展最快的地区。

  自那以后,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修路,成为资金不充足但交通需求旺盛的陕西的首选。也正是西三一级公路的成功实践,让国际金融组织愿意继续贷款给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亚洲开发银行项目、阿拉伯基金项目等纷至沓来,山东、山西等省份纷纷加入向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修路的行列。

  “贷款计划基本是3年一滚动,贷款额为15亿至16亿美元,这样的贷款计划连续滚动了多年。我们勇于用国外资金修自己的公路,成为交通运输行业坚持改革开放思想的生动实践。我很高兴的是,这个办法延续了下来。”胡希捷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在我国交通建设领域前无古人的探索,更为后来者铺筑了坦途。

胡希捷接受记者专访。 实习记者 梁熙明 摄

  构建“五纵七横”公路主骨架

  1989年,一次载入我国公路建设史册的会议明确了中国需要发展高速公路。1989年7月,交通部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级公路建设经验交流现场会,时任国务委员邹家华出席会议并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发展高速公路。

  沈阳会议还提出了建设“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的初步设想,并明确了中央资金主要支持“五纵七横”规划中的公路建设。而这一设想,正是源于一年前交通部的一次会议。

  胡希捷仍然清晰地记得,1988年夏天,交通部在北京黄寺招待所召开公路规划座谈会。时任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的胡希捷与时任厅计划处处长乌小健,向钱永昌等部领导汇报了陕西“米”字形骨架公路网的构想和建设情况。三位部领导听后,非常兴奋,认为国家也应该有全国公路的主骨架。

  “当时我介绍说,这个‘米’字形规划连接了陕西省70%至80%的县区,把主要的经济区域都连接起来了,把这个规划执行好,陕西省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很好地解决。”胡希捷回忆说,几位部领导对此十分感兴趣,明确表示交通部要加强全国公路主骨架的规划工作。

  这次会议后,交通部连续召开了包括水运领域在内的多个专题会议,综合全国各地交通规划的经验。1990年,交通部提出我国公路水路建设长远规划“三主一支持”(公路主骨架、水运主通道、港站主枢纽和交通支持保障系统)的基本设想。其中,公路主骨架方面,1992年,确定了总里程约3.5万公里的“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其中高速公路超过2.5万公里。

  资金匮乏导致的规划执行难,成为了高速公路建设的拦路虎。

  当时的中央资金并不多,虽然已经出台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但在1998年之前,国内银行几乎不给公路建设提供贷款。胡希捷认为,这种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思想认识不统一,一个是国内银行希望短期收到效益,而公路建设贷款还款的周期较长。

  “当时有些人认为修建高速公路投资大、占地多,不符合中国国情。更有人提出,修建高速公路的钱,为什么不能用来扶贫?”面对这些质疑,胡希捷感到无奈,而国内银行由于有自身的商业任务,不愿放长贷,希望贷款短期内可以见到效益,这也与公路建设发展规律相悖。

  办法总比困难多。胡希捷一方面继续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一方面尝试转让已经建好的收费公路经营权,转让所得资金马上投入新的公路建设中,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公路建设的步伐。

胡希捷介绍陕西“米”字形公路主骨架规划情况。

  抓住机遇迎来公路发展拐点

  统计数据显示,1988年至1992年,我国高速公路年均通车里程约130公里;1993年至1997年,超过820公里;1998年至2007年,这一数字达到4900公里左右。1998年,成为高速公路建设加速的拐点。

  1997年5月1日,升任交通部副部长的胡希捷正式履新,主管计划、审计等工作,那年七八月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显现,至年底更加明显。

  1998年元月,农历大年二十九的晚上,胡希捷接到了时任交通部副刘松金的电话,得知当天下午朱镕基总理主持了一个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拉动内需的会议,中央作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定。“国务院要求在前一年建设规模的基础上增加30%,你管计划,请安排部署。”

  当时交通部的统计工作还不完善,全国公路建设规模到底是多少并不十分清楚。经过五六个昼夜的工作,终于初步摸清,1997年公路建设投资总规模是1200亿元(包括新建的、技术改造的)。正月初五,时任交通部部长黄镇东主持会议,确定了1998年的公路建设规模为1600亿元。7月,这个目标变成了1800亿元;10月,目标又修改为2100亿元。1998年,公路建设实际完成投资比1997年增加了900多亿元!

  1998年以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高速公路建设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能够抓住历史的机遇,胡希捷总结为两个字——储备。

  “国家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了公路建设资金难题。1998年以后,国内银行开始向公路建设贷款。加上交通部对项目前期工作的一贯重视,每个‘五年计划’都对项目储备提出要求。一旦有机会,储备的项目就可以马上启动。”胡希捷说。

  后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中央决定实施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拉动国内经济平稳增长,交通运输发展同样抓住了机遇。“所以,我们从1997年开始直到现在,一直保持快速发展。”胡希捷告诉记者,抓住机遇关键在于有战略发展研究、有长远规划、有项目储备,这也是我国交通建设非常重要的经验。

  1994年,胡希捷(左二)与同事们就陕西三原到铜川公路项目,与世界银行专家代表团谈判。

西三公路建设场景。

西三公路草滩渭河特大桥。

  推广经验服务大交通建设

  2004年,胡希捷调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他接触的领域也从公路水运拓展到了更广的范围。在这期间,胡希捷将在交通运输部门积累的经验推广出去,更好地服务大交通建设。

  “我参与较多的是高铁建设,当时我给铁路部门的同志介绍了交通部修建高速公路的经验。修建高铁和修建高速公路一样,是解决铁路发展瓶颈的重要方法和途径。”胡希捷认为,高铁主要承担客运任务,而原来的旧线主要完成货运任务,这将极大释放旧线运能,缓解铁路运输紧张的问题。

  恍如40年前,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日本,乘坐了当时全世界第一条高铁——日本“光”号新干线。日方陪同人员问他有什么感觉,邓小平说:“就感觉到,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

  那时,全球只有两条高速铁路,都在日本。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铁路运营里程仅5万公里,绝大多数火车时速只有40公里。

  胡希捷回忆,我国高铁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岔路口”,作出正确的决定才有了今天高铁这张“中国名片”。

  “比如2008年6月开建的京沪高铁,就遇到了技术路线选择问题,这一问题引起了激烈争论。”胡希捷说,经过专家论证,最终还是选择了目前的方案,“因为交通线路是需要网络化的,只有成网才能产生最佳效益,同样高铁也要形成网络。”

  引进、吸收、消化、再创造,40年过去,中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60%以上,并构成了四纵四横全球最大的高铁网。从望尘莫及到跟跑、并跑再到领跑,40年间中国的高铁一路披荆斩棘直上世界顶端。

  “可以说,我国高铁的发展走了一条非常好的路子。我到中咨公司任职期间,更加重视综合交通发展,重视加大站点和枢纽的建设。这些都是我在交通运输部门积累的经验。”胡希捷说。

  退休后的胡希捷思维仍然紧随时代。“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习近平强调‘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我们交通运输发展必须要注重创新。”他认为,在40年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要始终坚定不移地深化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动交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持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们每一名交通人都应该抓住机遇,将改革进行到底,推动国家的强盛,奋力开启交通强国建设新篇章。”胡希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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